“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这一首《一分钱》，脍炙人口，流传于儿童之间，那是数十年前的事。今天这个时候，为什么又想起这“一分钱”来呢？

因为《一分钱》的作者，中国儿歌的泰斗潘振声老先生于5日前去世，因为人们在怀念这位“一分钱爷爷”时，更感叹儿歌的“春天在哪里”。我们还听得到像《一分钱》那样的好儿歌吗？

这当然是很有道理，也很有针对性的。《一分钱》的几成绝响，舆论之间，往往先指责现今的作者，说他们笔下的儿歌，已经“成人化”，已经变为“情歌”，不到十龄的儿童，满嘴都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云云，孩子们没有儿歌，没有《一分钱》可唱，只好唱“深深的一个吻”，甚至只好去“恶搞”李白的“床前明月光”……

但依笔者的拙见，好儿歌之阙如《一分钱》的“过时”，似乎还不全在于儿歌的作者们———在今天的舆论场，在“大人”们的言教身传之下，我们的“小朋友”，还会唱《一分钱》吗，他们“捡到一分钱”，还会毫无疑问地“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吗？

远的不必赘引，就说这几天沸沸扬扬的“梁丽事件”吧———这位机场的清洁工，在垃圾筒边“捡到”一包遗失物。那可不是“一分钱”呵，那是价值300万的整整一包首饰。梁丽没有“交给警察叔叔”，而是“拿”回了家里，结果被警方拿获。这样一件事，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很少有批评梁丽之不端的，更多是出来力挺这个“弱势群体”之一分子的，甚至还有声称“她在自己的打扫范围内捡到财物，拿回家里，不是在情理之中么”？

其实，“梁丽事件”警方破获之后如何处置，以什么罪名送到检察院，这都可以依法理而公开讨论，但这件事应当是有一个基本是非，一条道德法律底线的。如果“捡”到300万，也可以“拿”回家去藏起来，如果这样的行为，也可以得到“舆论”的倾斜，那么，我们的小朋友，一旦“捡到一分钱”，还会去“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吗？难怪现在孩子们不唱《一分钱》，难怪也没有儿歌作者来写《一分钱》———因为那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呵……

当然何止“梁丽事件”的“舆论”，便是早先的“许霆案”，不也有令人叹息之处么———许霆趁银行取款机故障，分17次提取了17万元之多，已经符合“秘密窃取”的要件特征。许霆该判多少，原也可以依法理公开讨论，甚至严厉“拍砖”，但如果因为“一方”是法院和银行（所谓“强势机构”），就忘记了基本的法律是非和道德准则，一边倒地为“小人物”的不法行为辩护，甚至力挺，曰其“无罪”，说他也“在情理之中”，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情理”就没有了底线。

还是回到那《一分钱》来。儿歌当然要陶冶孩子们的心灵，但真正要我们的“小朋友”，“捡到一分钱”后，“情理之中”地“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还要靠大人们的身教，要靠社会舆论的言传。梁丽也好，许霆也罢，他们的行为，大概都可以勉强算作“捡到一分钱”吧。如果他们的占为己有可以不受到“舆论”的责备的话，那么，我们的孩子们，从现在起，到长大后，当他们也“捡到一分钱”时，又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