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最有“羞耻”意识的，大概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据《大唐新语》载：唐太宗拟出游南山，因怕他人指责而作罢。事后，唐太宗非常羞愧地向魏征坦言：“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至晚年，“羞耻尤甚”，深感有愧于民，所以临终前告诫太子：“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不致远，行游四方，供顿烦劳”。可悲的是，唐太宗的苦心良言，被他的子孙们忘得精光。

如今，虽然社会形态发生了本质的变更，然而唐太宗的“知耻”之心，仍不失为一面明镜。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里，少数为官者的思想境界却不如封建帝王。河南郑州市原中原区人民法院院长刘士荣，在2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卖法”15次，攫取4万多元。原山东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受贿、生活腐化，因不堪情妇的纠缠，竟雇人“当街炸死情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7·9”爆炸案……请看，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哪还有一点“羞耻”之心？

由此说开去，那些“打麻将三五夜不睡，喝连酒三五场不醉，游山水三五月不累，收贿款三五万不退”的“三五干部”，可谓“不知羞耻者，无所而不为”。这种“毫无羞愧，不知荣耻”的恶劣行径，激起了百姓的强烈不满，严重地败坏了党员干部的应有形象。

话又说回来，这种“污泥浊水”，毕竟是时代大潮中的支流而已。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电影《焦裕禄》中有这样的镜头：焦裕禄一到兰考，正值无数灾民“大逃亡”。此情此景，使这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百感交集，他对县委一班人说：“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了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正是这位有着“知耻”之心的县委书记，抱病带领全县干群奋力拼搏，终于征服了风沙、盐碱和洪涝这三大灾害。可谓：“知耻者，近乎勇”；为官知羞，惠及于民。

不言而喻，为官者“知耻”之心的应有之义，就是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几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饱含深情、十分痛心地说：“在那贫穷的偏僻的山村，人们还在使用人力和畜力耕作，居住的是土坯房，大旱之年人畜饮水十分困难，我的心里常默念着郑板桥的名诗，就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人间疾苦声’”。透过温总理的话语，我们看到了一大批人民公仆的忧思意识。这，就是人民群众所景仰的为官者们应有的形象，这也正是振兴中华的希望之所在。

陈毅同志有诗“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知耻”之心，人之美德，更是古往今来为官者的崇高节操和人格魅力之所在。须知，这一“羞耻”之心，绝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非为官者的头脑里所固有的。据说，斯坦福大学发现了一种能使人害羞的化学物质：当人脑内的多巴胺含量明显偏低时，人就容易害羞。我想，这一成果未必可信。即便有朝一日有人根据这一“发现”果真研究出“害羞药”来，恐怕也绝非“良方”。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来说，树立“知耻”节操，归根结底还是要在实践中刻苦改造世界观，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不断积善养德。唯其如此，才能像周恩来同志那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