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反腐倡廉，我们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我们的法律法规不能说不严。可怎么越反腐败越多，越反犯罪的性质越严重，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本人以为，除了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度机制不能适应当今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以外，我们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形成的文化、道德、习惯和多来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观念是产生腐败的深厚土壤。因此，要将党风廉政工作做好，除了加强制度建设以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

    一、将遵章守纪变成一种习惯

2005年3月13日，三位老人沿陇海铁路锻炼身体时遇难。这场灾难令我们扼腕、令我们痛惜的同时，再一次折射出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心态：缺乏对“法制”的敬畏。

      马路上，我们为了少等一会儿，少绕点路，闯红灯、翻护栏的现象随处可见；工作中，我们为了提高效率，“节省”了很多程序，习惯性违章屡屡发生；春节前后，在禁放烟花爆竹的城市上空，鞭炮的炸响此起彼伏。我们习惯于“灵活”，将规矩视为无物。如果谁喜欢按规矩办事，遇事叫真儿，那他就是迂腐；如果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不会投机取巧，那他就是傻冒儿。生活中，我们羡慕那些聪明的人，敬佩那些无所不能的人。有一句俗语“没有好办的事，也没有办不成的事”，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蔑视法制的现实：按照程序非常容易的事，有人会违反规矩难为你；按照法律或制度根本办不成的事，只要你的功夫深，有人违反法律也能给你办成。很多腐败分子本来并不一定是恶人，只是象三位老人一样，因为缺乏对“法制”的敬畏，长期处于严重违章违纪违反法律的状态下而不自知，当“反腐”的列车飞驰而来时，悲剧也就发生了。 

缺乏对“法制”的敬畏，使我们宝贵的生命失去了应有的屏障；缺乏对“法制”的敬畏，酿肥了腐败的深厚土壤。

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了企业的安全运行，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让我们将“法律”视若神明，将遵章守纪变成习惯吧。

二、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按照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我们每一个靠出售自己的劳动而生存的人，都是一个打工者。公务员是政府的打工者，企业员工是企业股东的打工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了一种劳动契约关系。这种劳动契约关系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一方面，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提供一定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另一方面，劳动者要为用人单位付出相应的劳动，并遵守职业道德。从这种关系很容易发现，廉洁自律是职业道德中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在廉洁上出现了问题，那么就等于劳动者一方不存在被人信任的基础，任何单位是不会用自己不信任的打工者的。就象自己家中雇了一个保姆，不管工作干得怎么样，但她偷走了东西，即使有一次我们也会将其解雇的。我们现在在公司工作，如果不惮精竭虑为公司谋利益，反而利用公司对我们的信任想办法揩公司的油，将公司的利益变成自己或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这跟偷东西的保姆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也就失去了受雇的资格。

三、树立正确的亲情观

我们中国人一般的观念是给子女亲人多一点物质享受，多给子女亲人留一点遗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已经落后。来的过于容易的东西，人们就不会去珍惜，只能教会子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或形成挥金如土、暴殄天物的恶习；来路不正的东西，给子女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任何规则都可以被打破，心中失去了“神圣”感，使他们失去了对法律法规敬畏之心，成为子女健康成长的障碍。现在，我们爱子女、爱亲人，就要让他们学会市场竞争的正当规则，教会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本领，这才是给予亲人最好财富。

四、核算一下腐败成本

一是经济成本。以电厂职工为例，每年工资收入加上企业支付的“三项费用”（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住房公积金），每人按工作时间30年计算，到退休累计收入将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这相当于我们在银行存了一大笔钱，只要我们辛勤的劳动，定期就可以到银行去支取属于我们自己的存款。如果我们因为区区一点好处出了问题，不但非法所得要没收，自己失去的经济利益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俊杰、黄永皓们都没有算好成本帐。

二是精神成本。中国是道德社会，道德的力量是没法估量的。一旦违反党风廉政，自己内心会感受到道德的压力，会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将失去正常人的安然心态；一旦败露，成为过街老鼠，已有的地位、名誉将不复存在，落差之大，精神成本之高，一般人恐怕难以承受。

　　市场经济的巨轮已经启航，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任何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观念、习惯都将被碾得粉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观念、习惯必将逐步形成。我们越早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越早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