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的时候，即将于华盛顿举行的正式级别的七国财长会议上，将首次出现中国财政部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身影，他们将同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法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共商全球金融大势。对此，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约翰·泰勒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在全球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更有媒体预测，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加入八国集团（G7的7个成员国加俄罗斯）首脑会议的开始。它不仅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所取得巨大成就的认同，更是对中国经济已经和继续发挥世界影响力的重视。
众所周知，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潜力及其在国际社会中所起影响的综合能力，主要包括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科技、政治、外交、军事和意识形态等要素。综合国力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强与弱、富与贫的重要标志，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无疑是反映该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泽东同志曾经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航船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破浪前行，创造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2003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跨上了11万亿元的新台阶，人均GDP首次历史性地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最新公布的计算结果，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2.6%，排在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三位。
不仅规模在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以令世人惊叹的速度在迅速成长。据不久前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6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已由2003年的第29名前移到第24名；在人口超过2000万的30个测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位次由2003年的第11位前移到第10位。在四个测评要素中，除基础设施的国际竞争力的位次和2003年一样，稳定在第41位外，宏观经济运行的国际竞争力位居第2位，仅次于美国；政府效能的国际竞争力位居第21位，分值比2003年提高5.9分；企业效益的国际竞争力位次由2003年的第46位前移到第35位，在四个要素中前移速度最快。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很大程度是反映在国家大型企业的竞争力上。备受关注的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名，至今已经进行了10年。在1994－2003年的10年中，中国内地企业从最初的3家增加到现在的14家，其中近期公布的2003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国就新增3家。中国企业的日益强大，既是以中国经济为基础，又堪称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
饮水思源。中国经济的崛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成，是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继续推进各方面改革，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所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大船披波斩浪、胜利前航的根本保障。
它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国家统计局的专家指出：今年以来，在中央一系列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缓解，薄弱环节开始加强，整体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更趋稳健扎实，为下阶段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表明中央所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及时、果断和富有成效的。与以往相比，此轮宏观调控一是重点突出。此轮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重点要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资源消耗过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侵占土地严重、贷款投放过多、部分上游产品价格明显上涨等问题，这些都是关乎下阶段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相应的调控没有笼统地采取“一刀切”，而是区别对待，对症下药，主要采取“点刹车”措施。二是未雨绸缪。此轮调控动手早，是在局部问题有所显露，还没有演化为全局性问题时采取措施的，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性调节。尽管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许多不容忽视问题，但无论是在调控之初还是在调控中，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流还是好的，整体上继续呈现“速度高、效益好、活力强”的良好格局，中央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的及时出台，主要不是为了“救火”，而是要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况，避免使矛盾进一步蔓延和激化，避免局部性问题演化为全局性问题，避免最终被迫采取伤筋动骨的大调整对国民经济的大伤害。三是力度得当。此轮调控实际上始于去年上半年，由于是一种预调节，调控的回旋余地较大，因此没有采取力度很大的“急刹车”措施，而是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根据不同领域的情况，适时适度加以调节，较好地把握了调控的分寸。加强土地管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过快增长等措施的出台都是有节奏、按步骤稳妥推进的，没有影响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引起经济增长大的起伏。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7%，其中一、二季度分别增长9.8%和9.6%。从调控手段的运用看，主要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财政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相互搭配，财政政策由前几年的积极取向逐渐向中性方向转变，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特别是财政基本建设支出适度放缓。货币政策转向适度从紧，在调控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与此同时，针对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行为在推动部分行业投资超高增长作用较大的情况，在投资项目、土地管理等方面也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制止行政违规、越位、超位。四是抑扬并举。调控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经济更好地发展，因此，此轮调控采取冷热兼治、双向使劲的对策，在抑制部分行业过快增长、着力消除经济运行中一些不健康、不稳定因素的同时，对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所暴露出来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基础薄弱、煤电油运供应紧张等问题，也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加强，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减少或取消农业税、直接补贴农民种粮、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为农民、农业和农村带来了重大利好，今年粮食生产有望出现重大转机；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电力、煤炭、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机遇发展期。
当共和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国际社会将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能够驾驭；随着党的执政能力的全面提高，我们从容驾驭……(研究开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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