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腐败的有效途径
河南省新密市人大常委会 王拴正
我国古代就有“仕宦避本籍”的制度，唐朝规定官吏不仅不能在“本贯州县”任职，甚至也不准任“本贯邻县官”；明朝更是规定“南人北官”、“北人南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县级以上（包括县级）干部基本上是在战火烽烟中培养起来的，他们被分配到新老解放区担任各级地方党政主要干部。其中，被分配到江南地区的主要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南下”干部。这数十万南下干部除了一小部分带家眷以外，大多数是孤身异地，避免了各种关系网的产生。与此相应，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尤其是一些老解放区，担任地方领导职务的，又有不少是从南方北上参加革命的。这些干部经受了革命战争的洗礼，思想纯洁，曾经较好地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腐败现象很少。
六七十年代，省政府派出机构地委，每个地区辖管十多个县，县委书记、县长都由省委任命，各乡镇长、各委局长由县推荐地委任命，原则上也是异地做官。
中央确立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战略，撤销了原省派出机构地委，以市带县。这一改革模式对经济发展确实起了促进作用。但在干部管理范围出现了弊端，干部交流实际是本市内县与县的交流，范围小，距离不足几十公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亲朋故旧、同乡熟人、同学同事等。致使遇事不能秉公办理，该批评的顾情面，该处理的送人情，甚至互相袒护，违反党纪国法，贻误工作，危害社会。其表现：一是政治上的人身依附，拉关系，寻靠山，攀龙附凤，“一荣俱荣”；二是思想上的一脉相承，心心相印，言听计从，惟命是从，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三是组织上的任人唯亲，“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四是纪律上的折中调和，姑息迁就，息事宁人；五是执法上的徇情枉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情大于王法”；六是经济上的不正常往来，拉拉扯扯，投桃报李，行贿受贿等等。关系网把少数为官者的手脚缚得牢牢的，这个批评不得，那个撤换不得，有的甚至因此而党性原则丧尽，有悖于干部异地交流的初衷。而且这些人迁官后，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投机钻营，疯狂敛财，搞得怨声载道。就地附近交流不带家属，大量时间花费在单位与住家奔波途中，年耗费汽油就能养活好几个下岗工人，难怪有人讥讽地说：“干部交流，浪费汽油。”
改革干部任命制度已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如何做好这一工作，我认为：
第一，干部实行异地跨省区交流，打破“关系网”，避免被拖入泥潭。历来统治者，为了打破“关系网”，把“任官避本籍”作为封建官僚任用中的重要制度，其中包括回避和地域回避。上述讲到汉朝开始，到唐朝都制定了较完善的《回避条例》，不许官吏任“本郡州县及邻本郡县官”。起先提出“三百里内不为官”，后又改为“五百里内不为官”，“千里内不为官”，还有“南人北官，北人南官”的规定。明朝把全国分为三个大区，“定南北变调用人”。封建统治者实行“仕官避本籍”的制度，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强化自身统治，不避本籍所成的“州郡相党，人情比周”，“瞻徇之弊”。使中央的政令、法令的执行不受到严重干扰和阻碍，故实行回避制度以期杜绝。我国古代的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封建社会官场腐败现象，使吏治得到相对的澄清。
第二，除中央规定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实行全国范围内交流外，地（市）级领导干部也应实行跨省交流。
第三，县级干部必须跨地区交流，或邻省之间交流，让其举官千里之外。
第四，对乡镇正职干部应实行跨县交流。乡镇干部直接面对我国九亿农民，他们的所作所为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现在群众中就流传着一种“我国权力最大的是上下”的说法，上者指中央、下者指乡镇。有些乡镇干部远离城区，编织各种关系网独霸一方，随意制定土政策，肆意对待群众，许多土政策如索要土地费、人头费、超生费等，都是由此而起。少数干部的“土皇帝”作风必须制止，其有效途径也莫过于干部异地交流。这级干部的交流也必须是跨县区。
第五，改革干部的管理权限。一般地说，越往基层，问题越多。目前的情况是县级正副职干部由所在地区任免，县里各委、局及乡镇的领导干部则由县里自己任命。这样，一方面较好地体现了管人和管事的结合，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县里主要干部是当地人，容易导致任人唯亲和拉帮结派，一人得道，鸡犬升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风行。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对干部管理权限进行恰当的调整，采取异地任官，不能不是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一剂良方。推行开去，如地级市级县级党政正副职，乡镇书记，乡镇长、公安、检察、法院的三长及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系统各级行长，财政、税务、组织、人事、工商局的局长等，都应采取异地任官，那么，官场腐败必将得到有效肃清。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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