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郭凤琳 北京报道 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昨日举行，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四位经济学家成为本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的获奖人，每人获得奖金30万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出席颁奖典礼时提出四点希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努力把握经济规律；着力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大力弘扬优良学风。在新形势下，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中国经济学奖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共同发起设立的，旨在奖励在经济理论、政策及研究方法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学者。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侧重于评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表示，下一次评奖将重点放在“青年学者奖”的评选上。
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奖人简介
薛暮桥
出生日期：1904年10月25日
职称：中科院院士 职务：中国价格学会名誉会长
研究领域：社会主义经济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要著作：《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旧中国的农村经济》
[简历]薛暮桥生于1904年10月，今年101岁。30年代，薛暮桥即追随陈翰笙从事农村调查，开始对经济学的研究。1948年起，历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获奖理由] 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关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于劳动工资和收入分配制度、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关于地区发展战略等。
薛暮桥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是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从事经济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
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 1978年 4月，薛暮桥就致函中央，指出发展农业，提高农民增产的积极性，比提高物质生产条件更重要；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只管主观需要，不管客观可能，将会被迫采取调整措施；要总结历史经验，就要冲破“禁区”。 1978年 6月，他领导的调查组写出调查报告，较早地提出计划管理中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解决条条块块之间的矛盾，扩大地方的权力，更要扩大企业的权力，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1979年，他发表了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书发行一千万册，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
关于市场取向的改革。 1980年 6月，薛暮桥在提交国务院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指出：一年来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一是从分配方面兼顾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物质利益，以调动大家发展生产、增加盈利的积极性；另一个是从流通方面，在统购统销、计划分配上打开一个缺口，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他率先提出，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他说的流通制度改革，实际就是扩大市场机制的改革。他多次呼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
1980年 9月，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是他在改革进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
1990年在治理整顿期间，他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建议抓住时机，在改革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结构和效率问题，把市场取向改革推向前进。
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 80年代初起，薛暮桥系统地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多样。他呼吁，积极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对那些可以由私人经营的行业，公有制可以退出；可以将现有的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公开拍卖；有些企业可以试行租赁经营；对竞争性行业可以试行股份制。他主张放开农贸市场，在农村积极发展家庭副业，准许农民在城乡之间长途贩运，还为推动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出很多政策主张。
关于劳动工资和收入分配制度。 1979年，针对当时城乡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的问题，薛暮桥提出社会主义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并主张城市劳动者除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外，待业人员可以自找就业门路或者组织起来就业。他多次指出，不合理的物价和不合理的工资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肌体上的两个病灶，要彻底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制度。关于宏观经济管理。 1980年 4月，薛暮桥在国务院长期规划座谈会上发言，主张把积累率降到 25%,采取轻型结构，从所有制入手，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社队工业和社队商业。
1986年 6月，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他向中央建议，各地急于求成的劲头很大，不要再去鼓气加油。他说，如果说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保证社会总供求平衡，则是价格改革成败的关键。
1991年，针对当时为遏制经济超高速增长和建设规模急剧膨胀而过多采取行政措施的问题，薛暮桥指出，目前增减货币发行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贷款基数），今后应当逐步改用利率政策。他还认为投资规模的膨胀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改革的大敌。他认为只要保持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应的大体平衡，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不片面追求无效益的高速度，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关于地区发展战略。 80年代末期，针对当时全国各地脱离全国战略规划，纷纷要求提前翻番的形势，薛暮桥认为，各地区的发展战略应以全国的战略规划作为基础。战略发展规划必须是全国统一的，地区规划必须服从全国的战略规划。沿海外向型地区的发展战略，应当与腹地的发展战略配合研究。
他指出，要使全国共同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要打破商品流通的地区障碍，还要打破资金和人力流通的地区障碍。鼓励沿海地区向中部、西部地区投资，提供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反过来内地以原材料支持沿海地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目标。
马洪
出生日期：1920年
职称：教授
职务：会长
研究领域：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
工作单位：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主要著作：《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我国国民收入的积累和消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
[简历]马洪生于1920年5月。延安时期，马洪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 (后改名中央研究院 )学习和工作，194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建国以后马洪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副秘书长，后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78年以来，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获奖理由] 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在剖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弊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等。
马洪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
马洪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也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 1984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1988年 3月，他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1993年 10月马洪出版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是一部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综述和总结的优秀理论文献，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十余年来的改革作了系统的回顾、总结和升华，对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理念起了积极的作用。
马洪是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 1980年他在国务院长期规划座谈会上发言，提出应当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怀疑论，一种是速成论。 1987年 4月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针对当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国民收入连续几年超分配是造成财政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 1989年 9月他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国务院提交了三年治理整顿的意见。
马洪在剖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弊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9年中央决定用几年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马洪受命领导经济结构调查组，集中了 100多人组成经济结构综合调查直属队，做了深入调研，形成了许多成果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参考。他认为“我们研究经济结构问题，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这种 20多年来形成的以钢为纲的、重工轻农的、闭关锁国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同它相关的产业政策。”由他主编的结构调查组的综合成果《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对当时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马洪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与对策、经济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结构变革、体制变革、发展战略思想变革三大趋势，在这种变革的趋势中，必须辩证地看待我国的国情，积极利用后发优势，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抓住机会，加快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他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是要有步骤地改变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转变为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面对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1983年 10月国务院领导责成马洪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对策研究，他组织上百位专家参与这项研究，并向国务院提出了对策报告。为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他提出了“把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主导地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的重点应由区域倾斜转向产业倾斜和技术倾斜”的主张和具体政策建议。
马洪在理论研究中强调事实和数据的运用，是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积极倡导者。他在《关于加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建议》中指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常常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少在一起共同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因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注意技术上是否先进而忽视经济上是否合理；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是定性的结论，而缺乏定量的分析。”他认为，只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此，他积极倡导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刘国光
出生日期：1923年11月23日
职称：研究员、教授
职务：特邀顾问 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要著作：《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南斯拉夫的计划与市场》《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
[简历]刘国光生于1923年11月。50年代前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 (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经济研究》杂志主编、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获奖理由] 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认识、“双向协同，稳中求进”、从“两重模式转换”到“两个根本性转变”、论“软着陆”和“治理通货紧缩”等。
刘国光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开创性贡献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
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早在 1979年，刘国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就深入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互相排斥，也不是由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都必须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国家计划的调节。这篇文章的理论观点对厘清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混乱认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认识。 1992年刘国光在十四大前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现象形态，在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必须明确用市场配置为主的方式来取代行政计划配置为主的方式，这是我国当时经济改革的实质所在。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
“双向协同，稳中求进”。 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与单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或以所有制改革为关键的改革思路不同，他主张按“企业——所有制改革与市场——价格改革”的双向协同配套原则，稳步地、渐进地推进改革。
在 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 1988— 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接着在 1988年初在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发言，后来发表《正视通货膨胀问题》一文，强调“稳定物价”的方针的口号不能放弃，分析通胀机理，力陈治理对策，引起广泛反响。他的这一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已被 1988年后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成效，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
从“两重模式转换”到“两个根本性转变”。在 1985年《略论两种模式转换》等文章中，刘国光指出， 1978年底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增长为最高目标，外延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不平衡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涵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实现发展模式转换的要旨，就是要使速度、比例、效益有一个较优的结合，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
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过度集中的决策权力结构，直接控制的调节结构，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政企不分的组织结构，逐步改变为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调控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分开的组织结构。把微观经济搞活，宏观经济控住，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根治数量扩张等旧模式的痼疾，为发挥企业活力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他当时就提出，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的两种模式转换，必然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不可能指望两种模式转换是短时间里可以很快完成的行动，它们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需要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完成的过程。传统模式和传统观念的惯性，能上难下的利益刚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预期不确定性，都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模式转换的过程。
从双重模式转换引申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主张。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他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双重模式转换理论符合当代中国经济演变的实际，为两个根本性转变决策，作出了先行的论证。
论“软着陆”。 1993年下半年— 1996年，我国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 1997年《论“软着陆”》一文中，刘国光深入总结了“软着陆”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他认为，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既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也要抓住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两个根本转变”。而抓紧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是医治我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路。
吴敬琏
出生日期：1930年1月24日
职称：研究员
职务：教授
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工作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著作：《转轨中国》《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十年纷纭话股市》
[简历]吴敬琏生于1930年1月。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1984年以来，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获奖理由]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等。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和刘国光、董辅秖、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 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1984年 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它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1992年 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 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 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以吴敬琏为首提出的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在 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我国在 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1993～2004年他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他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倡导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1988年，他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1984年 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吴敬琏为首的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 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 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学奖首届评奖委员会委员名单
评奖委员会主席
房维中：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
委员
王春正：国家发改委常务副主任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王梦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魏礼群：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项怀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吴树青：北京大学原校长
黄 达：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苏 星：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林兆木：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原常务副院长
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原所长
周叔莲：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原所长
郭树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温铁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王 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钟 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曹远征：中银国际常务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张家敏：香港利丰发展（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经济学奖管理委员会名单
理事长
房维中：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
副理事长
王春正：国家发改委常务副主任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常务理事
魏礼群：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王梦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吴树青：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前北大校长
陈 元：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罗康瑞：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
张永珍：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张永霖：原香港电讯盈科董事局副主席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
樊 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 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任志强：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
刘雅煌：澳门万国控股集团总裁
文章编辑：王杰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