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日，孙大午在被羁押5个多月后，终于回到了河北徐水县郎五庄的家中。走的时候，他头衔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回来的时候多带了一顶帽子：因“非法吸引公众存款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自此，一度轰动全国的“孙大午事件”结束了，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开始了他的缓刑生活。

    新的图书馆盖起来了

    “孙大午事件”之后，作为主角的孙大午几乎从公众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了。孙大午说，像其他服刑的人一样，他要定期到当地派出所汇报，出门要登记，有人来访也要登记，接受采访甚至常有人“陪同”。为了省事，他尽量少露面。

    孙大午比去年略瘦了一些，和记者打招呼时，没有笑容，略显疲惫。他说，从拘留所回来近一年，他做的事主要有两件：一是整合队伍，恢复人心；二是在集团下属的大午中学学校学习、听课。

    去年5月27日，正在开会的孙大午，接到县里一个朋友的电话，要他到县里某酒店去一趟。他一到那里，就被蜂拥而上的便衣围住，并立刻被带走了。与此同时，正在公司上班的两个弟弟———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总经理孙德华和财务处长全部被扣留。当地政府很快接管了大午集团。

    人员被押、账号被冻，集团的生产生活立刻受到了重大打击，在建项目全部停止，十几天时间，1300名员工中就有500人无活可干，放假回家了。

    饲料公司是集团最主要的利润来源，饲料公司的戴主任说，那会儿所有的账都被封了，一分钱都动不了。好几个效益平平的公司都停产了，万幸的是，当时饲料公司还有相当数量的库存，他们就靠卖这些库存来惟持。开始时，每天的货款都要交给政府的工作组，后来，副总经理刘平和孙大午的大儿子孙萌主持了工作以后，公司慢慢开始复苏。

    孙大午去年回来时，仍然有几个子公司停产，他走时正盖得热火朝天的图书馆还在停工，冷冷清清，露出几分破败。当年大午中学新生只招了6个人，其他年级的有一些学生流失了。

    回忆起这些，孙大午说，当时的情景他倒不觉得太吃惊，因为这一场变故的结果他也预料到了，但最让他难过的，“是人心恢复很难。有些阴影不是一下子就能抹去的。两个弟弟、中高层干部都受到了很大伤害，不仅他们的个人存款被封，有些人的亲戚都受到了牵连，封的资金量很大，牵扯的人很多。老百姓是很脆弱的，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不知道这些都是为什么。这一点恢复起来很难。”

    孙大午的妻子刘蕴茹去年“出逃在外”好几个月，整日提心吊胆，到现在还是不能提起来这件事，一说就哭。孙大午85岁的老母亲坚强地挺过了那段日子，儿子回来后她的第一句是：“小子，你妈没哭，你妈相信你能出来。”但和记者聊了半天之后，这位豁达的老太太忽然向记者侧过身子，颤巍巍地问道：“你知道还有谁想害咱们吗？”当时，屋里就记者和她两个人，但老太太特意压低了声音，她那张皱纹深陷的脸上突然有一点警觉。

    孙大午说，这件事大家指责他的比较多，自己也尽可能地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可是“揽也揽不过来啊。”

    不过，他出来后，公司的运行也慢慢地步入了正轨。集团财务处处长卢志英介绍说，去年公司首次出现亏损，亏损了580万元。今年上半年生产本来已经回升，但禽流感又带来了打击，上半年没有能扭亏，但亏损数额很小，现在“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今年盈利应该没问题”。公司今年还投产了两个新项目，去年停工的项目也都完工了。

    他们弟兄三人在押期间，公司的主要工作由刘平和孙萌负责，孙大午回来后，就维持了这一状况，儿子当了总经理，他自己任总裁。开发新项目等大的决策还是由他自己定，但日常的生产、经营他不像过去那样多操心了，记者看到，除了总裁这个职务，孙大午惟一还任一把手的就是大午中学。

    记者打过多次电话，十有八九办公室的秘书都会告知：“孙先生去学校了。”

    每天清晨，操场上的跑步声和口号声回荡在集团的上空。这时，孙大午起床、听新闻，然后是听英语广播、8点钟到学校听课。集团的员工每天也都是被孩子们的早操声叫醒的，越来越多的员工都意识到，生活逐步正常了。

    但公司发展的步子明显慢了。原来建筑队就有三百多人，现在只有一百多人。

    孙大午说，集团再要做大，目前可能性不大。  

    还是没有贷出来一分钱

    孙大午还是从银行贷不出钱来。

    孙大午去年正是因钱获罪。2002年，大午集团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均已超过亿元，净利润为980万元。但从成立以来的19年期间，孙大午只得到过两笔贷款，总计430万元，都是国家政策性贴息贷款。被资金困扰了多年的孙大午发明了自己的借贷模式，即向公司员工和当地群众借钱，约定的利率比银行利率高一倍多。由于他按时还款，当地群众越来越信任他，到去年事发时，当地群众在大午集团的存款达到1300多万元，这就是后来的“非法集资”。孙大午一直称这是他向群众借的款，给大家的也都是借款的收据，但最后仍然因此被定了罪。

    孙大午说，去年他被羁押后，群众害怕这些保命钱出了问题，纷纷到集团来提款。但由于账目全部被封，当地政府为了安抚群众，拿出700万元兑付，后来这笔钱作为大午集团的借款转到了集团账上，这就是被称为两笔资金支持的第一笔。另外一笔就是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柳传志借给孙大午的1000万元。

    去年，媒体和学界都对“孙大午事件”进行探讨，对于“民企融资难”的讨论集中爆发，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孙大午，对现行的相关法律进行探讨，呼吁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的法律环境。孙大午成为年度最热门的一个搜索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说，“如果四大银行正常竞争，农村信用社按正常规律去经营，都应该抢着给孙大午贷款。”很多人认为，经历了这一场变故，孙大午的公司被曝光在阳光下，公司良好的业绩一定会引来不少银行的青睐。

    但令人意外的是，孙大午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贷款。

    去年底，孙大午给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写了封信，表示了自己希望得到政府及金融部门支持的心愿，白克明把他的信批复给了保定市委，请徐水县委、县政府协调金融部门给大午集团贷款600万元。县里某银行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公司里住了三个多月，他们是以“帮助企业发展”的名义来的，但至今仍然没有给集团贷出来一分钱，原因是“市、县无放款权，收缩银根”等。其他几大国有银行的原因大抵也如此。    

    五十不知天命

    多年来，孙大午一直让当地不少政府部门感觉很不爽。一位官员毫不避讳地说，孙大午太出头了，成了孙大牛了。

    有一任镇长曾经向孙大午表示，自己想换个好点的车坐，孙大午没理这个茬。于是，从大午集团通过国道的路就被断了，有人花10元钱一天，雇佣当地农民专门挖断了路。

    税务局经常来到大午集团查账，有时一年能查四次，有时一次能查四个月。一次，查账正好过中秋节，公司一个老总送给税务局的人每人10斤鸡蛋两盒烟。这个礼品彻底惹恼了税务局。他们也不来查了，马上发了一个纳税通知单，限大午集团三天之内交纳税款138万元。孙大午赶快去问，但税务局的人不说为什么，只说纳了再说。孙大午三天也没能协调下来这个事，第三天，公司的账号就被封了。孙大午一怒之下把税务局告上了法庭。最后虽然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撤诉，但又来了一个稽查局，声称“例行检查”，查了集团10年的账，最后查出16.5万元。从138万元降到了16.5万元，孙大午仍然不接受。“他们查到了1992，按税法规定只能追缴三年。他们说大案可以追缴10年。我说什么是大案？他说10万元以上。我说这是集团5个独立法人加在一起的，你怎么能把他们单独分开呢？他说，你缴吧，你这点钱还不够我们的汽油费呢。”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孙大午最后只好认可、签字。但对方又提出还有20万元滞纳金，“这笔钱我可以叫你拿也可叫你不拿。”不识相的孙大午过了两个月也没到税务局去“表示”一下，最后收到了一个税务处理书，“十天之内缴清16.5万元加滞纳金37万元，共53万元。”

    气不过的孙大午写了封控告信，告税务局滥用职权。这个官司一打就是五年。后来因为这个案子他还把《河北日报》、河北电视台都告上了法庭。最后由于检察院以滥用职权报复陷害嫌疑人把有关人员拘了，这官司也立刻撤诉，检察院最后的决议认为，把五个独立法人的税款加在一起不适合。孙大午打官司花了100万元，但他就是不用送小钱换这个代价。

    他从银行贷不出来钱，也是相同的原因。“现在贷款都是要回扣的，我一分钱不给他们，谁给我贷啊。”2000年，他为了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需贷款600万元。但几经申请还是未果。孙大午经不住别人的劝，决定送一回礼，给一个银行行长送了1万元。不知是钱太少还是什么原因，这钱最后也没贷出来，孙大午大怒，非要把钱要回来，最后还真要回来6000元。

    孙大午说，“农村是八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经商近二十年，他和当地很多大盖帽都打过官司。税务、工商、公安、土地……这些人也都知道，从大午集团能够得到的，最多也就是些鸡蛋、鸡肉、烟、酒什么的，而且数量有限。有人就说，能吃他一个鸡蛋就不错了。孙大午说，“我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我为什么要养这些人。”他有一句话：“刀快难杀无罪之人”。

    不过，在当地老百姓的心里，孙大午不是个小气的人。他投资修了四条路，其中有一条十几里长的水泥路就花了160多万元，这条路直通国道，大大方便了人们出行。修路时经过的村经常提出要搭顺车，要孙大午“顺便把他们村里的路给修一修”，孙大午没怎么犹豫就都答应了。

    孙大午也并不是个小气的人。他说自己这么多年，被人投毒、放火、剪电话线、毁掉机器，挨过黑棍，都是因为提了无理要求遭到拒绝的。但后来孙大午把这些结一一都解开了。有一个打过他的人现在还是公司的一个员工，一个当年跟他有过过结的人，去年激动地对媒体说，你们要是把大午这么好的人都关起来，那天理难容啊。

    在大午集团上班的员工多是周围的乡亲，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在当地可以让全家生活得绰绰有余。他为山西喝不上水的村捐了数十万元打井。每年逢年过节，孙大午都会带着公司的肉蛋粮去看望周围村里的老人。大午集团修了公园、游泳池，孙大午的妻子不会游泳，但她特别爱去，看着那么多人高兴地在泳池里玩，她高兴。

    孙大午说，“老百姓是非常朴实的，你说，我给他们的才多点，但他们就感恩戴德，高兴得不得了。”十几年来，孙大午全家在这一带有着很好的口碑。

    孙大午说，去年他被羁押期间，还知道了一件令他感慨的事。与他关在一起的有两个死刑犯，看到孙大午给号子里的人都买了很多生活用品，出手大方，就告诉了孙大午一件事。他说他们曾经想绑架孙大午，也跟踪过他好几次，但正好遇到一件事让他们改变了主意。他们的一个朋友在大午集团上班，非工作时间出了车祸。家属想让孙大午出500元的丧葬费。孙大午给了2000元。这两个人觉得孙大午还挺够意思，就放弃了绑架他的念头，只偷走了孙大午家里的两只大狗。孙大午听到他们所说跟踪他和妻子的时间、地点都对，对狗的描述也都对，才不能不信。

    孙大午说，这样的为人害了他，也救了他。去年出事后，当地老百姓都为他站出来说实话。媒体到当地采访，有人四处设卡阻止，老百姓就偷偷地和记者约定在庄稼地里，要把孙大午的真相告诉媒体。

    今年春节，经历了风波的孙大午仍然一如既往地去看周围村里的老人，仍然带着丰厚的年货。不久前，大午医院免费为周围十几个村的妇女进行全面体检，人们都很高兴，先后有上千名妇女来到这里。

    有一点变了。孙大午说，以前，总还是有人来找他要这要那，现在他在全国都出了名了，谁也不向他要了，连婚丧嫁娶他按当地风俗送去的礼钱也常被退回来，人家说，你以前怎么做人现在还怎么做人吧。孙大午说，“这种感觉也挺难受的。”这时，这个高大的汉子显得很孤独。“人家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但我四十的时候对现实很困惑，五十了，我还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一直声音低沉的孙大午说到这里，满面激愤。

    “我相信企业是成功的，大家在这儿生活就行了。”

    人间共和年

    孙大午有一个理想，“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

    孙大午说，他相信人们可以生活得很安详。他自己从零开始到拥有亿万家产，集团发展成现在的样子，其实都特别自然。16岁当兵，退役后到县农行工作。那时，孙大午发现钱有时很好挣。他当时的工资每个月只有30多元，但石家庄买一头猪到村里就能多卖100元，他就和弟弟骑着自行车，跑五十多公里往返买卖猪。后来又从村里收猪拉到别的地方卖，一卡车能挣700多元，和他一起贩卖的伙伴数起钱来手直抖，因为压根没见过那么多的钱。1985年，孙大午承包了村里的一块荒地，后来辞职下海，正式组建了自己的公司，后来这块荒地就成了现在的大午集团。

    “好像没觉得太难。先是1000只鸡、50头猪，第一年就挣了两万元，一下成了万元户。后来就成了上万只鸡、上万头猪，需要饲料，就成立了饲料公司，自己用，也卖给别人，公司发展快，就成立了建筑公司；刚开始人少，到外面看病不方便，需要一个医生，就找了一个医生，后来员工越来越多，就有了三个医生，最后需要有个医院就建了个医院。”

    孙大午需要什么就办什么，到现在，他有十几个下属公司，有农牧业、建筑、医院、学校等等。一个经济学的博士想来公司工作，到这儿一看，说“你这个不能算标准的企业”，转身就走了。但对于企业员工来说，这个小社会很方便。

    在这里，员工每月只交1元钱就可以享受不计次的体检，孙大午说，“那能有什么成本？X光机什么的也就是费点电钱，这1元足够了。”职工每个无房人员都可以免费拥有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不论到公司多长时间；如果自己愿意，还可以花两三万元买一套公司盖的住宅，公司还给补贴一部分。大午中学的学费比公立的学校低一半，但老师的工资要高一倍。孙大午对有些单位的要求只是“挣够你们的工资就行了”。

    在孙大午的心里，办企业不是挣钱那么简单。他说：“小老板办企业是为自己挣钱，大老板办企业是为社会。”他反复提到一个词———就业。

    事实上，孙大午可以称之为一个有相当水平的农业问题专家，他本人也的确是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员。孙萌对父亲的评价是：不像个企业家，更像个思想家。孙大午对于一些农村问题专家的主要观点了如指掌，同时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其中之一，就是他自己这种“小社会”的模式可以推广。“让农民进城、农村城市化是一个梦，是农民一个遥远的梦，这不符合现实。”他说自己搞的是“生产资料私有的前提下大体实现生活资料的共有、共享。只要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换取的是生活资料的平等，社会就是祥和的。”

    在集团内部，孙大午、他的妻子和弟弟与其他员工一样都是拿着工资，多年的利润也几乎全部进行了投资，集团主要是靠自有资金来发展的。“我每个月2800元，我妻子也有工资，两个老人几乎不花钱，我要那么多钱有什么意义？”

    他没有自己的专车，集团的车也是桑塔那、捷达、富康这样的普通车，他赶上哪辆坐哪辆。出差有时还坐硬座。八十六岁的父亲每天还骑着三轮车在厂子里拣废品、打扫垃圾，八十五岁的母亲在门前的空地上种了一排玉米、养了几只鸡、种了几畦菜，虽然集团有着数千万只蛋鸡、种鸡、有着上千亩的玉米地。他们的生活多年来没什么变化，和农村的老头老太太没什么两样。

    孙大午还在他的“大午城”融进了一种企业文化。他本人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秘书说他能一整天几个小时地呆在办公室里看书，孙大午自己说，“看得很杂，有高中课本，也有历史书，还有《狼图腾》这样的小说。”

    他对于儒家文化有着特别的痴迷。盖了孔庙，他给职工讲《论语》，要求大午中学的学生读“三字经”、“千家诗”，职工不孝敬老人他就亲自找人家谈。他和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有过关于传统文化的对话，相当精彩。他对社会自由和民主有着深入的见解。

    在他的心里，“共和”是能够实现的，富人和穷人可以平等相处，“大家都生活得很安祥。过去农村里五行八作都是存在的，有酒坊、有当铺、有私塾、有小炉匠、有钱庄、有药铺，人们生活得很方便也很正常，现在很多行业都不让民企介入。你要让他发展，他就会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共和不是很难做到的。”

    孙大午慨叹道：“平常人做平常事就是人间正道，就是人间伟业。” 

    去年的风波，孙大午说，自己只当是“别人和他开了个玩笑”，但记者注意到，在我们交谈的数小时中，孙大午的眉头一直皱着，他自始至终没有笑一下。（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