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名列2001年全球竞争力第一的芬兰，全国各个城市，基本上看不到警察在街头维持秩序。即便在深更半夜的空旷街头，也不会有哪个芬兰人闯红灯。芬兰人有着这样好的社会道德素养，为国家的普遍法制夯实了必备的基础，并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创造了必要土壤，进而打造出世界一流的国际竞争力。类似情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并不鲜见。
    中国一位学者在日本曾亲历一次堵车，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百多公里。那个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辆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而左侧却空出了一条“无车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地直奔东京。然而却没有一辆车这样做。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挪动，一尺一尺地前行，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
    再来看看发生在德国的一件事。据二战前留学被困德国的季羡林老先生回忆，1944年冬，盟军已完成对德国的合围，此时的德国百姓生活陷入困境。由于冬天非常寒冷，缺乏燃料可能导致居民被冻死，政府只得让居民自己上山砍树生火取暖。砍树时先由林业人员在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和劣质树，并在这些树上画一个红圈，然后再让居民去砍伐。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而当时的德国，行政管理已名存实亡，公务员已尽数调往前线，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基本上呈现管理真空状态。但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忠实地执行了这个规定。事隔半个多世纪，季老谈起这件事时仍感喟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无无政府的现象”。而这样的奇迹，正是由日耳曼民族的严格自律创造出来的。
    世界各国都在讲要提高国民素质，然而，国民的高素质到底有什么标准？严于自律便是为人素质的最高境界。自律不但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伦理。无论国家间意识形态有何差异，这一点却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准则。
    自律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虽出自于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关爱，但更出自于关爱社会的良心。一位赴澳大利亚公干的朋友讲了这样一件事：初到澳大利亚时，几位在那里经商的朋友为他接风。席间，经不住大家的劝说，东道主和别人一样觥筹交错，聚会结束时，所有的人喝得都有八九分醉意了。大家都是开车来的，如何回去？一个酒已经醉了的朋友犟着说自己能开车，但东道主坚决将他拦了下来，并用手机打起了报警电话：“我们几个人在某某饭店喝醉了酒，请帮忙送我们回家。”朋友正在疑虑，来了两名警察，“刷”地一个敬礼，恭恭敬敬地说：“谢谢你们对公众安全的关心，请问诸位住在哪里？”问明白以后，警察接过几个人的车钥匙，把他们的车停在了停车场，然后交还了钥匙，用警车把他们送了回去，一路上再三感谢他们对公众安全的关心。
    自律的本能不会与生俱来，它虽然要靠社会伦理的教化，更要靠法制的强力规范。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布赞卡，1995年8月与妻子外出旅游，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们送到400公里以外的港口，回来后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意大利消费者协会联合会就此将布赞卡告上法庭，指控他滥用职权，损害了纳税人利益。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庭裁定布赞卡市长与妻子私用公务车属违法行为，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其半年监禁。堂堂市长，因为一次公车私用，就被判锒铛入狱，法律之严格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地步。前车之覆可为后车之鉴，容不得你不严格自律。
    我国正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并且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相信假以时日，国人的自律意识定会普遍增强，自律行为定会蔚然成风。有了全民素质的大提高，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是大有希望的。
    

    《人民日报》 (2004年09月03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