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卢怀谦　北京报道

    2004年7月，对中国经济学界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两位学界巨擘相继客死他乡：月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墨尔本英年早逝；月末，董辅礽又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溘然长逝。

    8月7日，董辅礽的骨灰将由其家人护送回京，一代宗师魂归故国。本月末，于光远、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张卓元、樊刚、魏杰、张维迎、华生等国内外100多名经济学家将举行“董辅礽追思会”，怀念这位正道直行的著名学者。

    渐行渐远 故国招魂

    熟悉董老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体一向很好，极少去医院看病。笔者曾向他请教保健秘诀，他笑曰：“冷空气浴”。他冬天上身只在衬衣外加一件灰布夹克，下身仍只一条单裤。在冬天上课时，他常常自豪地提起一截裤腿，与男生比看谁经冻，结果获胜的自然总是他。这时，他脸上会现出一种孩童般清澈的快意，然后开始上课。

    董老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吸烟、不喝酒。笔者与他一起吃过几次饭，他很少吃肉，多吃蔬菜。在北京三里河居住的30多年里，他去月坛北小街的经济所上班，很少坐车或骑车，而是健步当车。偷得浮生半日闲，他还会与老伴一起去听场音乐会。正因如此，他平时连感冒也很少，所以很多人说他虽然年过七旬，生理年龄却只有50岁。

    3年前笔者曾听他说过：“我平时不得病，要得病，就会是大病。对我来说，最可能致命的是心脑血管病和癌症。”不想却一语成谶。

    董老被确诊为直肠癌，是在去年10月。听到消息，年已九旬的于光远老人坐着轮骑赶来了，颤颤巍巍地拉着这位昔日爱将的手久久不放，欲哭无泪；老朋友厉以宁赶来了，他一出病房即潸然泪下；华生、韩志国等一干弟子赶来了，快意恩仇的韩志国热泪滂沱。董老笑着安慰他们：“我还没死，你们哭什么。”

    董老的女儿、女婿都是生物学家，各自在美国杜克大学领导着一个实验室，其中女婿在医学院对癌症从事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在他们力劝下，董老决定赴美治病，以求早日返回工作岗位。

    抱病期间，董老一直非常坚强和乐观，谈笑风生。虽然他已注意休息，不像以往那样紧张地工作，但每天总要做点事，看报、上网、与他人通信、与学生进行在线讨论、写文章或作些轻劳动，除晚上睡觉和午睡外，没有停着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做事时不仅忘掉了疾病，而且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正常人。”

    在外孙王博的眼中，董老是这样的形象：“他总是很积极乐观，从来不哭、不悲观。他是一个令每个人都快乐的人，他是我最喜欢的人！”

    董老患病期间，他的弟子、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司长宋宁去美探望，还带去了温家宝总理的问候：“请宋宁同志代我向董老问候，祝老人家早日康复”。

    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老伴、儿女们的陪伴下，董老安详辞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骨灰一定要送回祖国。

    董老逝世当天，新华网、人民网都发了快讯，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均在最快时间、最重要的位置转发了消息，新浪和搜狐还开辟了纪念董老的专题。

    作为经济学一代宗师，董老在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同时带博士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就在2002年夏天，董老还在北大招了3个博士生。在发病前，他一直坚持不辍地给学生们上课。当已经被确诊为直肠癌转肝癌，决定赴美治疗时，老人在病房里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这可怎么办呀？还有这么多的学生，这可怎么办呀？”临终前几天，卧在病榻上，他还坚持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指导学生做论文。

    让董老欣慰的是，昔日一干弟子们，今天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湖北省副省长辜胜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田源、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聂庆平、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司长宋宁、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全国政协理论局副局长杨再平、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泰康人寿CEO陈东升、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总裁卢建、中诚信CEO毛振华、嘉德拍卖行总裁陆昂等。

    听到恩师去世的噩耗后，弟子们自发地组成悼念小组，很多人当天就写了追思文章。他们文如泉涌，情深意切，令人动容。

    颠沛人生 大器早成

    1927年，董辅礽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工商业家庭。这使他在童年时代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对商业文明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认同和理解。他曾回忆说，这些对他后来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大有好处。1938年，上海、南京先后沦陷，11岁的董辅礽和家人一起开始了逃难的生活。先是逃到四川宜宾，后在重庆安顿下来。    1946年，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董辅礽便报考了武汉大学。当时竞争十分激烈，报考法学院经济系的共有3000多名学生，而录取名额只有60个。董辅礽凭着扎实的基础，过关斩将，成为幸运者之一。

    与董辅礽同时进入武汉大学的，还有他的启蒙恩师、哈佛博士毕业的张培刚。那时，张培刚已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世界上最早从历史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专著，曾获得哈佛大学1946至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在张培刚的栽培下，董辅礽打下了坚实的西方经济学基础。

    1949年毕业时，22岁的董辅礽考试成绩名列法学院3个系第一名。全校6个学院，每年只有一个名额获得院级奖学金——四明银行奖学金。他是当时法学院唯一的获奖学生。武汉和平解放时，武汉各界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迎接解放的万人群众大会，董辅礽代表武汉学生在会上致欢迎词。那种万众欢腾的庆祝场面，令他终生难忘。

    1953年，董辅礽被国家保送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在这座苏联著名经济学府里，他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列耶夫和图列茨基。

    在莫斯科留学期间，董辅礽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他说，那1000多个日子“没参加过一次舞会，没喝过一口伏特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毕业论文《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长达20万言，兼顾了在苏联的学习和回国以后的应用，被导师誉为“分析精深、新颖独到”，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57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董辅礽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留苏期间，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并非白璧无瑕：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商品严重短缺等等。他时常反思背后的体制原因，这为他20年后提出一系列离经叛道、石破天惊的改革观点埋下了引信。

    回国后不久，刚刚30出头的董辅礽就被慧眼识珠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从武汉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为孙冶方的得力助手，并被任命为国民经济平衡研究组的副组长，组长为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坚白。在孙冶方的悉心培养下，董辅礽、刘国光、何建章、项启源、孙尚清、王绍飞很快成长起来，再加上已经是所里行政负责人的冯秉珊，被并称为经济所“八大员”。1984年，董辅礽摘取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改革开放以前，董辅礽最有国际影响的理论贡献当属他的经济增长论，包括3个方面：“董氏再生产模型”、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国民收入理论，其中尤以“董氏再生产模型”最为著名。该模型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表式，并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一些优点，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平衡表，在海内外很有影响。他由此被国外同行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

     正道直行  经邦济世

    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董辅礽对国家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发表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他的一些重要学说被国家决策部门和立法机构采纳。他以博大精深的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从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设计者。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和否定“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董辅礽辅助于光远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创立了经济学“双周座谈会”，对“四人帮”泡制的经济理论进行系统、彻底的清算，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震动。

   1978年9月，北京上空的政治空气乍暧还寒，董辅礽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大胆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离”。这种离经叛道、石破天惊的观点，在当时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许多人都为董辅礽捏着一把汗。会后，原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拉一拉他的衣襟，提醒说：“老董啊，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　

    面对种种责难，董辅礽咬定青山不放松，顶着各种压力，继续为改革开放提供前瞻性的建议。1980年，还是指令性计划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董辅礽明确提出取消指令性计划，反对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只能是一个调节，而不是两个调节，就是有计划地利用市场来调节。”1981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向学界征求意见时，他建议把“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改为“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后来这一看法被定为“南斯拉夫观点”而受到批判。不过，中共十二大文件中，还是采纳了他的很多创见。

    刚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又进一步提出“改革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即摒弃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双重体制向单一的有指导的或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他的主张，被写入中共十四大决议文件。

    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与研究，董辅礽认为，在经济改革中，所有制改革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1985年他提出“董氏八宝饭理论”，大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对所有制进行改革，才能取得经济改革成功”；“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等观点。1997年他更进一步提出“两多论”和“两点论”，即“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任何所有制都有自己的强点和弱点，上述混合经济可以在保障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强化它们各自的强点，弱化它们各自的弱点，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不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此，在初级阶段以后也是如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是使公有制与市场兼容的必要条件。”这些真知灼见，在中共十六大决议中得到体现。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1985年董辅礽就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1986年，在一些人对温州现象褒贬不一时，他与赵人伟等人赴温州考察后发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这是经济学界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的论著之一。

    2001年以来，他一直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在市场经济中，保护私有财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私营经济，没有私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公有制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保护私有财产就要承认其合法的劳动收入。同时，对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要保护，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按照其贡献参与程度分配所得。”

    今年两会期间，他与同道们的努力终于水到渠成，但这位在两会上活跃了15年的老人已经无法见证《宪法》修改获通过那个重大时刻了。

    董辅礽还是开放民间金融、开设民营银行的积极支持者，参与组织了长城金融研究所。此外，董辅礽还是我国最早提出建立石油、棉花期货的经济学家。多年的奔走疾呼，终于开花结果，但是当年“栽树”的老人已经驾鹤西去了。

    “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为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找到了理论基础。后文革时代，他与其他老一辈经济学家一起，提出了崭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破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陈旧观点，重新诠释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年轻的一代可能很难想象到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要突破这个藩篱需要何等勇气！”“董先生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贡献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当今的日常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生活也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这样评价董辅礽的学术贡献。

    为何能屡屡突破禁区，“大海潮音，做狮子吼”？今年4月，董辅礽在病榻上写的《守身为大》可以作为注解：

    “1946年我报考武汉大学经济系。其他课程考了什么，我已不记得了，惟独记得国文的作文试题为《守身为大说》。‘守身为大’这四个字我一直铭记至今，而且常常想起，以鞭策自己。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并实行‘守身为大’！”

    助推立法 心系股市

    董老生前对自己有过如下评价：“要我谈谈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有什么可说的，那只不过是努力工作罢了，再就是注重独立思考，努力做到不随风倒，不说违心的话。由于各方面变革太快，要追上形势，不至于落伍，我只能努力地跟上去。”

    隔行如隔山。在经济学家当中，积极参与立法活动的并不多见。作为泰斗级的经济学家，董老参与经济立法活动达15年之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立法固然不是行家里手，但是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后，他很快转换角色，边学边干，“努力地跟上去”。

    1988年至1998年，在这长达10年的时间里，董老担任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他不仅参与了这10年里的所有立法工作，而且在1993年－1998年在财经委分工负责经济立法工作，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第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成为国家意志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是在这5年里开始形成的。在10年参政生涯中，董老主持或参与过《期货交易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拍卖法》等重要经济法律的起草或审议工作。

    1994年，在厉以宁主持起草的《证券法》草案将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前夕，某部门却几乎把其推倒重来，另提出一个新草案，要它只管股票交易，成为《公司法》的子法。但厉以宁当时已经离开财经委，有劲使不上了。关键时刻，董老挺身而出，领导财经委顶住压力，使这次“翻牌”胎死腹中。否则，《证券法》不会成为既规范证券发行又规范证券交易的母法。

    《证券法》颁行后，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不足。作为其主创成员，董老又连续撰文分析该法的问题和缺陷，提出很多修改建议。自己打自己板子的勇气，在这个年代并不多见。

    对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证券市场，董老可谓关注良多、呵护有加。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几个关键阶段，董老都有精辟言论。他总是能够在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寻找问题，提出问题，指出症结，并提出恰当的政策建议。在证券市场长期低迷时期，他能够看到其光明的前景；在高涨时期，则能够冷静客观地分析其不足。

    1994年，正当摇篮中的中国证券市场风雨飘摇之际，董老一篇题为《证券市场是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的文章横空出世，大胆地提出：“证券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证券市场是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在当时对证券市场一片怀疑和否定声中，这种声音显然格外振聋发聩。在1996年，针对有人企图以简单的一关了之的办法处理证券市场出现的问题时，他提出，规范要为发展留有余地，大禹治水，重在于疏，并借黑格尔的名言说：“不能把婴儿同洗澡水一块倒掉”。

    1998年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证券市场要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口号后，他却认为，不能强调过分，不能把股市变成为国企圈老百姓钱的工具。他还更进一步提出，不但要允许而且要支持优质的非公有制企业改组上市。

    2001年那场股市大争论，董老也是焦点人物之一。他不否认证券市场有种种问题和缺陷，但坚决反对“推倒重来说”，因为“年轻的证券市场还是个婴儿，要从爱护的角度来规范，促进其健康成长。”

    由于心系证券市场的缘故，董老对中国证券报非常关注和支持。他见证了本报的萌芽、发展和壮大。从本报创刊那天起，他几乎每天都要认真阅读，并且每年为本报新年特刊撰写专稿，为投资者分析过去一年的经济运行，展望新一年的发展前景。在去年元旦本报创刊10周年之际，他在万寿路4号家中欣然泼墨挥毫，写下16个遒劲有力的行草大字：“回顾过去，功显业著；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斯人已去，浩气长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