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穷人占多数，社会是不会稳定的，只有中产阶级占到多数才可能稳定，现在发达国家都做到了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很简单：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财产，特别要保护穷人的财产，因为他们是社会中最容易受到侵犯的人群。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不可忽视

　　记者：世界银行报告提到，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中国约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但近期的趋势却是减贫速度放慢且贫富不均正急剧加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47.4。您认为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才能防止问题的恶化？

　　茅于轼：减贫速度放慢且贫富不均差距扩大现象很让人担心。世行这份报告，主要对经济原因进行了分析，比如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向城镇和沿海地区倾斜，我认为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我们也应当从政治层面进行解析。作为上层建筑，政治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进行不可的程度了。

　　过去国人收入差距太小是不正常的，今天收入差距过大也是不正常的。有人把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列为它的主因，其实不对。它是“反市场经济”造成的，是改革不够，尤其是政治改革不够造成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虽然经年累月，但离市场经济的要求还相距很远。人治大于法治，权力凌驾法律之上的现象依然存在，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风气远未形成。比起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了。

　　全国13亿人口，农村人口占了大多数，我国的贫困问题其实就是农民收入落后的问题，而农民收入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其根本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他们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最容易受到一些特权阶层的侵犯，其经济收入也就最少。

　　按地位分配权力弊端的存在并由此产生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是贫困问题的政治总根源。法治的根本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进一步说，就是取消不合法的特权。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市场制度的建立是随着人权的巩固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没有政治原因，保证起点公平，竞赛公正，只是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贫困差距，则很正常。但很难找出没有政治原因的贫困差距过大。

　　保护私人财产是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

　　记者：您很早就说过，一个社会如果穷人占多数，社会是不会稳定的，最近发生了一些针对富人的暴力事件印证了你的观点，如山西李海仓案、甘肃刘恩谦案。您认为保护穷人与保护富人是一个什么关系？

　　茅于轼：一个社会如果穷人占多数，社会是不会稳定的，只有中产阶级占到多数才可能稳定，现在发达国家都做到了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很简单：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财产，特别要保护穷人的财产，因为他们是社会中最容易受到侵犯的人群。

　　我一直坚持：首先，最需要保护的是穷人。因为其穷，受不到教育，不懂法，有时就会去干一些违法的事。其次，富人也要保护。

　　现在中国最得不到保护的人是农民。有人说，穷人的财产少不值得保护，这是错误的。穷人的财产虽然少，但对其而言，性命交关，所以最需要保护的是穷人财产。只要严格保护了穷人的财产，富人的财产自然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为什么要保护富人的财产？我们历史上的教训是深刻的，因为不保护的话，就没有人敢做富人，结果就是大家都是穷人。富人不但应该交税，还应该交累积所得税，这样可以调节社会的贫富，现在必须强调这样的意识。

　　有一些人反对我的观点，对富人看不惯，这很危险，我很担心。法治社会中，穷人和富人都要保护。现在美国国内之所以不会爆发革命，是因为美国是个无阶级的社会，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这个社会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巩固这些观念，才能建立一个有序的稳定的社会，否则很可能出轨。

　　现在我们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还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还要稳定20年，必须宣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穷人和富人的财产都要保护。中国历史上穷人造反，破坏富人的财产所有权，结果是什么？还是穷人占多数，无法改变这个循环。只有所有人的财富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慢慢变成中产阶级。所以保护私人财产是社会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

　　我国的资本市场非常缺乏效率

　　记者：您前面提到起点公平，竞赛公正，作为提倡并实践草根金融的经济学家，您如何看待河北富豪孙大午与当地银行、信用社的利益冲突？

　　茅于轼：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说孙大午“非法”集资，无非是因为他搞的信用合作方式使得地方的银行、信用社吸收不到存款，那地方的银行、信用社为什么吸收不到存款呢？无非是其服务、效率、信誉不如大午集团。如果强制居民将资金存到这些效率低的金融机构，可能又会增加几笔呆帐、坏帐。

　　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也是一个法制建设的过程。过去制订的一些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亟待修正甚至废止。如果违反了这样的法，未必是一件坏事。如果说孙大午融资“违法”，那要看他违的是什么法。其实，他是在干一件“违法”的“好”事。这个案子怪就怪在没有受害人。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违法”的“好”事，但没有人追究。比如《宪法》中明确写着“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很多地方都是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取代国有企业唱主角，还有一些地区和产业在搞“国退民进”，很少有人去追究。为什么不追究呢，因为大家得利，人们的产权没有受到损害。

　　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可以看到，我国的资本市场非常缺乏效率，资本流不到该用钱的地方去，要用钱的地方非常缺钱，而有些地方资金多得用不出去。国内利率差异非常大，特别是缺资金的农村。农村本身并不是没有储蓄，但大部分都流向了城市，这造成资本在农村稀缺，而银行低利息的钱却贷不出去，这说明我们资本市场缺乏效率。如果这一障碍不能有效打破，它将从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目前的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如果我们将银行储蓄和剩余劳动力结合起来，每年GDP大约可增长4个百分点。

　　茅于轼，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的数理基础》、《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