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细胞，企业家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家精神，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是一个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对于我们国家，我们最为稀缺的资源，可能正是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迫使我们认识到了企业家及其企业家精神的稀缺，我们为此千呼万唤，可真正优秀的企业家总是难像雨后春笋般的蓬勃涌现。我们不得不深究这其中的原因，不得不认真研究企业家产生的条件。

　　（中经评论·北京）我把企业家精神或者企业家的追求概括为： 
　　（1）他们从事经营活动的目的是货真价实的盈利。这是他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追求，并因此而贡献于社会。在他们看来，真正能盈利的，滚动发展能力强的企业才是好企业，不能盈利，摊子再大的企业都不是好企业。（2）为了上述的目的，他们注重资本的正常运行。在通常所讲的产业资本的三种形态，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或企业本身），商品资本（包括利润在内的待出售的商品）中，哪一种资本形态更可以赚钱，他们就更多地保持那种资本形态。例如，他们甚至可以更多地持有大量的流动资金，随时可以投向任何能够挣钱的领域。不像那些怀有深厚地主情结的人，一上来就搞许多厂房，许多固定资产。（3）他们既重视有形资产，也重视无形资产，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他们对于品牌、信誉等的重视甚至超过了有形资产。他们凭借好的品牌或无形资产，可以激活有形资产。（4）他们勤于学习，勇于革命性创新。这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尽可能的学习现代经济学知识、现代管理知识，使自己的管理不断地规范化，尽可能地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其二是他们能跟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积极主动地通过破坏性创新提升产业结构和企业发展的质量。（5）他们善于根据市场需要整合各种资源，使各种资源发生一种近似于化学反应的变化，从而产生出新的生产力。他们的奋斗永无尽头，有着某种历史责任感。钱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符号，是事业成功的标志，有时甚至可以无偿地捐献于社会。他们的事业是一种开放的事业，没有地域的限制；他们的思维是一种开放的思维。时刻准备接受一切新鲜的东西。最后，真正的企业家通常对自己的事业或企业有着执着的追求，新潮一族的企业家并不崇尚在我们的文化中深沉积淀的“官本位”，通常也不会把事业的成功作为当官的跳板。他们崇尚扎实，反对实质是哗众取宠的炫耀。 
　　企业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细胞，企业家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家精神，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是一个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前无古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事业而言，我们最为稀缺的资源，可能正是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迫使我们认识到了企业家及其企业家精神的稀缺，我们为此千呼万唤，可真正优秀的企业家总是难像雨后春笋般的蓬勃涌现。我们不得不深究这其中的原因，不得不认真研究企业家产生的条件。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产生的基础、或者说必要的社会人文条件呢？ 
　　一、首先是价值体系或社会诱导信号的问题。 
　　社会价值体系或者诱导信号，是社会公认的对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个人的评价标准所组成的有机体系，它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并且在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奋发向上的价值评价体系，既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所必需，也是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社会需要大量的企业家，那么这个社会就应当是使企业家感到光荣，感到伟大，是真正的受人尊重和扬眉吐气。 
　　我们的社会，企业家所以不会大批量的脱颖而出，应当到深层的历史积淀中去寻找原因。我们既往的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体系或诱导信号，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官本位”，这是一种重农轻商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大概只有两种职业受到推崇，一是务农，二是作官，当然最高尚的职业还是作官，务农是迫不得已的，连读书也只是作官的跳板。只有当了官，才算成了“正果”。经商或作企业则被贬到了“末”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样一种价值评价体系和社会诱导信号，既是那样的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产物，也反过来维护了该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是那样的社会工商业不发展的基本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讲，计划经济体制是自然经济在更大范围内的延伸。根深蒂固的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特有的等级组织结构，以及官吏制度上的终身制，使得对官的追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当然，说到底，人们所以追求仕途，还是因为当官这样的“上层建筑”工作，比作企业这样的“经济基础”工作回报更为丰厚。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社会诱导着聪明的人都去当官，不去搞企业，这个社会将缺少扎实的“经济基础”，或经济实力。 
　　现代市场经济，或者说一个现代的，文明的社会，应当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提供广阔的空间，让“比较优势原则”充分地发挥作用，即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特长，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不仅自己的蛋糕可以作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都可以作得更大。社会应当形成一种风尚，企业家是伟大的，杰出的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决不亚于“官宦人家”。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制度安排上依然推崇“官本位”，那就不仅使企业家难以产生，而且会因为官商勾结，官商不分而使市场经济扭曲。 
　　二、能够宽容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态环境。 
　　企业家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被熊彼特称为破坏性创新精神和必要的冒险精神，这尤其为诸多的风险性行为或者首创产业所需要。于是一个社会的企业家要能够诞生并脱颖而出，社会的文化氛围和制度安排就必须能够容忍和鼓励创新。一个生动的事例是，美国这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能够率先迎来知识经济，是因为美国人很容易“接受自主，自我改造，乃至自我革新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带到商业领域”。正是这种精神及与之相适应的规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种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的封闭，墨守成规、论资排辈、追求终点平等、“中庸”等等，则明显地抑制了人们的创造性。总之，这样的文化氛围与企业家精神是不协调的，很难使企业家脱颖而出。 
　　要鼓励创新，还必须保护创新的权利。这里所讲的创新的权利除了通常所讲的知识产权，还包括在企业经营中关键性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等等。如果得不到保护，可以被任意模仿，侵犯，就大大降低创新的积极性。如此以来，以创新为基本特征的企业家又何以不断的脱颖而出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西方世界兴起》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论述了保护创新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说：“付给数学家酬谢和提供资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的办法，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创造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拿私人财产冒险”。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恰恰在这方面作得不够。为了使大批的企业家能够脱颖而出，我们必须在这方面作得更好一些。 
　　三、对公民个人财产的尊重与保护。 
　　市场经济应当保护公民个人的财产，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均贫富，吃大户”。公民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企业家追逐利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法律基础，也是企业家不断进行创新的内在动力源泉。如果公民的个人财产得不到保护，那就将导致如下的消极后果：企业家要么不敢把蛋糕作大，要么就会在开放条件下把资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中国是一个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社会的社会，历史上就缺少典型的公民概念以及对公民产权的保护，缺少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和社会观念，其反面就是“均贫富”的现象时有发生。均的结果是越均越小，越均越缺少与确立、保护产权相适应的社会观念和法律建设。 
　　由于上述传统及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中国相当多数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现在最大的担忧莫过于自己诚实合法经营的资产会在某个早晨化为乌有。于是，相当多的企业家并不打算进行长期规划和以增大企业规模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诱发了短期行为和种种铺张浪费。这种法制格局使得我们最多出一些小企业家，很难出大企业家��因为大了，他们就害怕了。 
　　四、降低企业家进入壁垒，造就企业家市场。 
　　企业家的造就和涌现不是朝夕之功，是一个长期的平等竞争，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过程。综观市场经济之运行，可以发现，有一个广阔的基础，有一个优胜劣汰的平等竞争过程，是一切名牌脱颖而出的规律。在我国，如果没有当初很多彩电厂家的激烈竞争，也不会有今天的彩电名牌。 
　　据此，我国要想有大批的企业家脱颖而出，首先必须有更多的人从事创建和发展企业的工作。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淡化身份色彩，另一方面必须降低人们进入企业家之列的门槛，使公民创业变得相对容易，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使自己进入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尝试。巴西所以是世界足球的王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从事足球运动的人很多。“很多”，就有了选拔的基础。 
　　毋庸讳言，我们现在进入创业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这里就包括进入过程的资本准备较高，政府人为设置的门槛也比较高，漫长而烦琐的程序及寻租现象让人望而生畏。如果我们这一方面的手续简单再简单，再加之公开、透明、公正，我们就具备了大量的企业家脱颖而出的先决条件。 
　　五、企业家也是一种要素，在市场经济下这种要素也需要流动起来。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市场。 
　　企业家市场的功能在于：（1）传递信息。市场越是发达，信息的真实性就越强，传递速度越快，成本越低。如果没有规范而发达的企业家市场，在企业家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就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增加需求的费用。（2）企业家市场对企业家可以形成权威的评价机制。通常企业家的自我评价相当于一种会计评估，就好像资产出售一方的评价一样。只有进入市场，才能给企业家能力以科学权威的标价。（3）企业家市场本身在对企业家的行为是一种约束，是一种市场选择的过程。如果企业家经营不善，没有信誉，没有品牌，就会一蹶不振。企业家所以自律，是因为有市场的他律。 
　　规范的企业家市场与我们现行的许多规则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如何建立企业家市场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迅速解决的问题。 
　　六、制度安排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制度安排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使人们有长期稳定的预期，有一个长期的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郝伯特·西蒙教授，在谈到稳定的制度安排对人们未来选择的影响时曾经指出，“我们所有的人，在如何完整地筹划我们的行动上；在复杂的世界里所能达到的理性上，都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制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环境，使我们能可靠地预料到，如果朝某个方向上走上一程，就可以找到一家食品店，并且他明天还会在那个地方。靠着制度环境的这种稳定性，以及其它许多没有什么疑问的稳定性，我们就可能对自己的行动后果进行合理而稳定的规划了”。如果西蒙所讲的“食品店”的地址和方位每天变一次，人们将不知如何是好。制度安排的稳定性，包括宪法与法制制度，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国家战略目标的一致，能够使公民和企业相对准确地预期自己的经济行为的未来风险与收益，从而确定自己的风险边界，也就是确定投资范围，规模和时间跨度，从而有一个相对理性和稳定的行为。在一个朝令夕改，人们无法有一个稳定预期的情况下，人们必然选择短期行为。如此又何以产生企业家呢？ 
　　如果我们需要大量的企业家，我们就应当像以上所阐述的那样，尽快造就使企业家得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制度安排。 

（中国经济时报,李义平）